《八角笼中》破11亿。
上映至今，大家对这部电影非常宽容。
剧作有不完整的地方，自动帮宝强回应了——“不能说太透”“要过审的”。
哪怕看到了缺点，也会说——“比上一部进步太多了”“宝强是真诚的”。
最关键的是。
很难让人不体谅他们——
一个走出大山的故事，一群追求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人，还有王宝强真实的逆袭真实经历。
这些底层属性，让人无法苛责。
但。
值得深思的也在这。
为什么一个高铁贯通了，网络发达了，后浪们好像想去哪浪就去哪浪的年代。
进城，翻身，仍然会是如此焦灼的社会痛点？
或许我们该换个角度来看。
进一趟城或许容易。
但进了城，然后呢？
“八角笼外”的未来，就在我们眼前——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逐步来到了退休年龄。
所谓的“退休年龄”，是城里人默认的60岁。
但农民工真的能够轻易退休么？
今年一则新闻，女儿看到54岁父亲手机里的求职短信。父亲说，坚持到干不动为止。
过去的农民工向城市流动。
奔向他们的未来。
然而站在未来，他们却又好像失去了立足之地。
城市，已经不再需要他们衰退的体力；农村，又没有多少可以糊口的岗位和保障。
他们要到哪去？
现在影视剧越来越缺少民工题材，今天Sir想要回顾一部直面社会的老剧。
01
进入城市
第一代农民工。
出生于6、70年代，参与了80年代至90年代的城市建设，他们的外出是为了家庭的发展，赚到的钱，用于整个家庭的经济开支。
2004年，一部由康洪雷指导，由范明、陈思诚、张译主演的电视剧《民工》，讲述的是第一、二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故事。
出生于60年代的鞠广大（范明 饰）就是第一代入城的农民工。
这个“广大”，真实地参与了“广大”农民工在中国社会的第一次转型时期的基础建设。
作为经济发展前沿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便是率先发展起来沿海片区。
正是因此，城市打开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的缺口。
《民工》的外景取景地，也放在了广州——在电视剧里出现的广州火车站与海印桥。
这也是，“鞠广大们”出走农村的一次机会。
他所在工地赚的工钱，只留下自己微薄的生活费之外，都寄回了农村的家里，赡养父母、妻、子。
他也对于城市里的繁华与新潮，充满了好奇。
当广大回到农村将自己在城市里的见闻讲给乡亲们听的时候，他们像是听新奇事物那般，笑话着另一群他们永远无法触及的人，与生活。
广大身上还拥有着千百年来农民身上的朴实欲望，他以为，只要自己忍耐住城里吃的苦，就会有以后的甜。
他在一次喝醉后，与工友聊天。
自问：“城里有啥好，没有爹妈，没有老婆孩子，连个敞亮地儿都没有。”
停顿了几秒后。
开始大骂自己：我就是贱，我贱我想这样。
工友劝他，不许这样说。
你想当城里人嘛，你就是想当城里人了嘛。
城里人，有钱。
有了钱，生活就都好了。
所以，在他们看来，成为城里人，就等于成为了有钱人。
当第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赚钱，就是他们认为可以最快进行“阶层跃迁”的方式。
通过在城市里的奋斗，他们就能获得在乡村里的体面生活。
但由于从事体力工作，而“被动”成为社会底层人员，而不被尊重，被社会边缘化。
渴望财富，并不丢人。
但，这笔通过血汗赚取的工资，是否能用在自己的身上或是用于日后养老？
实在很少。
电视剧里，广大在外打工的积蓄，供儿子高考复读，可复读三年下来，依旧没有考上大学。
在现实中，他们的花销也并不能都花在自己的身上。
从养家，到为孩子的教育、结婚等，占了大部分开销。当因劳动造成身体损耗，出现病症时，他们也并不敢花大钱在城市的大医院里治病。
并且，在城市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农民工的工资涨幅也不大。
他们干着风险最高的体力活，却常常被拖欠低廉的工资。
想在城里堂堂正正地做人太难了
是咱没做人的资本
穷
过去常听人说 穷要穷得有骨气
这穷了他咋还能再有骨气
那穷出来的骨气也是
强打精神硬撑面
可，就算如此。
他们还是想要在这活下去。
第一代农民工成为中国城市化的开始，但永远不会是结束。
02
悬浮城市
刘震云在《我叫刘跃进》里有这样一段关于在工地上打工的刘跃进的心理描写——
刘跃进指指远处的建筑工地
“看见没有？那栋楼，就是我盖的。
刘跃进这话说得有些大，但大而笼统；远处有好几幢CBD建筑，都盖到一半；
其中一幢，虽不能说是刘跃进盖的，但是刘跃进那建筑队盖的，正因为笼统，你可以理解刘跃进是工地的老板，也可以理解刘跃进是一民工；
但刘跃进两者都不是，就是工地一厨子，但一厨子也可以模棱两可这么说。
他渴望让自己成为这个城市里的一员。
尤其是在参与了这座城市的建设，看着这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他却无法融入这座城市，留下自己的姓名。
在90年代后，更多年轻的农民工看到了城市“红利”，从农村出来打工。
他们成为“第二代农民工”。
因为没有了与土地过多的感情，所以他们的命运与城市的关系，有了更密切的结合。
北京奥运会时期，水立方与鸟巢是这一届奥运最具奥运光彩的建筑物，但也是巨大的民工聚集地。
2007年底，所有比赛场馆和相关设施搭建完成后，农民工们即将离开这里，奔走他乡。
在中国新青年报的《水立方鸟巢农民工》新闻，记录了几个零散的细节：
关于工资——
“奥运工地与其他工地没啥区别。”一位离“水立方”不远处工地做工的老人搓着手说，“在奥运工地做杂工活儿每天约五、六十元钱，这和其他工地的标准差不多。但和别的地方比起来，这里的工钱还没出现过被拖欠的情况。”
关于吃饭——
不一会儿，每个人一只手端着缸子，一只手抓着3个馒头就回来了。半缸白菜炖粉条，大家一边掰下馒头往嘴巴里塞，一边拿了杯子倒点二锅头就着菜吃。
在“大鸟巢”干活儿的工人每顿还有肉。“我们跟他们当然不一样了，他们规格高。”大家也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关于衣着——
这些地摊的生意都不错，每个地摊都围着很多民工。他们常常是当场就试，再砍下几块钱的价就穿了走。“这四块钱一件的毛衣，十几块钱一双的鞋，都是旧的。”一位30多岁的摆摊男子说，“我们这就是在做好事，商场里上百块钱一双的鞋他们哪买的起，这些鞋都好好的，他们穿这就行了。”
这些生活的细节拼凑出了在奥运基建之下的农民工缩影。
他们参与、建立了北京最繁华、绚丽的项目，但他们还没来得及看到这场璀璨，就要为了生计奔赴下一个工地。
在《民工》里，作为“二代农民工”的鞠双元，就是新一代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他对城市有新的憧憬与希望。
双元这一代，与父辈不同，对于土地的眷恋、依赖减少，追求在城市的自我发展与实现自我价值。
有这样的一个细节。
工地上的房子终于建好，包工头跟他们说：“兄弟们，今晚上可以搬进去住了！”
但，这是他们的房子么。
他们带着自己铺盖卷，一窝蜂跑了进去，但里面，不过是铺了木板、塑料布的毛坯房。
双元短暂地兴奋，跟着工友们在这样的毛坯房里蹦蹦跳跳，唱着自己改编后的《愚公移山》。
鞠广大看着群魔乱舞又没有规矩的儿子，猛地扇了双元一巴掌，而双元瞪着愤怒的眼睛，面对着镜头，变得更加疯狂了。
望望头上的天花板
猜猜脚下我们铺的砖
盖楼难哪，赚钱更难
让城里人为我们感叹
他的愤怒来自哪里？
是他们走出了山沟，经历了繁华。
又清楚地知道自己始终都是局外人——
在这个都市中，漂亮的女人、优渥的金钱，是他永远无法触及的另一个世界。
当双元在城市里，找到了一个洋气的女友并与她结婚后，再次回到城市打工。
他以为自己获得了好处。
但，因为没有办暂住证，而被警察拘留时。
这一张“暂住”。
又将他打回原形。
城市并没有那么容易就接纳他。
而，他从城里娶回家的姑娘，也没有那么容易被故乡接纳。
他们悬浮于城市之上。
却也不曾在故土扎根。
03
离开，离不开的
不论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都要面对一个问题——
离开城市，回到家乡。
第一代农民工的回乡，是一种“衣锦还乡”的回归，但也可能是一种“走投无路”。
央视新闻网的一则新闻，吸引了Sir的注意力。
一位出门在外打工23年的农民工冯必全，回乡后发现家里的土房也已经塌了，在外地打工的多年，也并没有留下多少钱。
吃饭都困难，更别说修房子了。
所以，现在就只能在山洞里居住。
在新闻一出之后，冯必全被村委会安排了临时住房，并正在核实情况为他办理低保。
并且经过村委会负责人介绍，他可以去附近的农场打工，日薪80元。
少小离家老大回，如今乡里却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容身之所。
也许，冯必全的经历是个特例，但并不会是孤例。
在农民工入城的打工热潮开始后，家乡的土地就只剩下了老人与孩子，年轻劳动力的离开，农村的老龄化与留守儿童的问题，一直是棘手的现实。
如今，当第一代农民工超出了工地年龄的最大限度，工作技术上又不如年轻一代农民工时，再回到已经荒芜的故乡时。
更是难上加难。
为了活，还是得留在城市里。
进退两难的，并非是“一代”的问题。
二代，在城镇里的归属感，虽然在一定的财富积累上有可能实现。
但，由于第三代的孩子，只能在老一辈的身边，所以，他们不得不继续回到乡村，在短暂的家人团聚后，又选择在新年后离开。
央视曾经播出过一部以农民工为主题的纪录片——《三姐妹的故事》。
记录了1997年开始，三姐妹进入城市打工后十六年的人生历程。
从她们的17岁，一直到30多岁。
还是少女的她们，在广州东莞的电子厂打工。
在流水线上一待就是10个小时。
年轻时春节，她们还会因为爸妈、亲戚等着自己吃团圆饭，而雀跃，开心。
成家、有孩子之后，她们离开的脚步变得缓慢又沉重，一步一回头地望着自己的父母，幼儿。
在三姐妹里，混得最好的大姐，在西藏开饭馆，没日没夜干了几年后，终于在家乡的镇上买了一套20万的房子。
她是成功从农村走出来的人，留在了镇里，并且，她永远也不会再回到农村了。
大部分的第二代农民工终于实现了离开乡村，融入城市的梦想。
但，对于他们来说。
身份的突然转换，并且，故乡的土地也已经荒废。
当这种突然而来的身份撕裂时。
城市是否又能完全地容纳他们呢？
他们，与第一代的农民工不同之处就是。
在城市的前路茫茫，而关于乡村的后路，也渐渐不再属于他们。
04
命运
在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努力下，是否真正能改变命运。
或是，在未来出现真正的中国农村向城镇化的演变？
在学者仇凤仙的调查报告里——
能实现“阶层跨越”的，不到20%。
她解释说，第一代农民工是否实现“代际跨越”，以孩子在外上大学、在城里有正式稳定的工作为指标。
她提供的调研数据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孩子中，63.5%的在外务工，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上班的仅5.1%，自己开公司的仅2.9%……
前段时间，有这样的一则新闻——
北漂骑手奋斗20年，供养儿子大学毕业后，最后，儿子还是成为自己的同事。
后来父亲解释道，儿子是报考了成人高考，拿到了成人教育的本科文凭，在北京没有什么竞争力。
“阶层跃迁”虽然作为一个非常功利的行为，去判断“努力价值”，但，这也是非常锐利的观察角度。
能完全突破这样阶层的人，却并不多。
鞠双元在屡次高考失利后，认定自己绝对不要过父母这样的日子。
可最后，他还是与父亲一样，在同一个工地打工。
鞠广大认为，这一代的苦自己吃了，忍了就得了。但儿子必须要有出息，必须要成为一个大学生，改变家族命运。
但，儿子还是走上了这条路。
究其原因，也许有很多。
家庭教育，由于父母长期外出打工，留守儿童在隔代教育下产生的不良情绪，与父母教育的缺失；
师资问题，乡村教育的局限性，让孩子们在高考时就失去了在一线城市里的竞争力；
等等......
都导致了“寒门子弟”想要实现阶层跃迁的种种困难。
在《三姐妹的故事》里，出现了二代农民工孩子的身影，在父母的努力下，她已经可以获得无忧无虑的物质生活。
父母同意让她学习音乐，通过艺考，上大学。
她获得了与其他孩子不一样的起跑线。
但，最后的选择（纪录片截止到2013年），她想回乡镇做一名老师。
你可以学音乐 考大学
只要有能力可以去读大学
你想出来学什么
我们也同意
但是有一点
就是说不当农民
从乡土而来的祖辈，一次次地在土地里，获得了一代又一代的生命。
但从农民和农民工对子女的态度上。
你能看到他们对自身阶层的自卑，乃至是恐惧。
是必须要逃离的命运。
如今的现代生活之下，农民、农民工，这样的词语慢慢在大众主流中被割裂，消散。
他们并不是主流声音，甚至，他们的命运，在与乡村的土地一起，被消解，消失。
他们如何安度晚年。
落叶如何可以归根。
当人们走出乡土的土地，来到了城市，这片金贵的“土地”上，这里的土地，是否也如故乡那般，而不辜负到此的“命运”？
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关注、强调着“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问题时，只不过是——
让那些疲劳的人，获得休息；
让付出的人们，也能获得该有的公平。
那土地再次给养疲惫的灵魂，让乡村存在的有意义。
路遥的《人生》最后一段里，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
“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
他喊的不是去世的爷爷。
而是，这片土地。
和这片土地上所有的慈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