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少女时代，最羡慕张爱玲和炎樱的友谊。
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热一冷，一内一外，双方身上都有自己完全没有又羡慕的东西。
张爱玲当然是爱炎樱的，她是她灰色少女时代的彩色耀斑，两个人是港大同学，“同学中只有炎樱胆大，冒死上城去看电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到宿舍后又独自在楼上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还在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
▲1942年，张爱玲和炎樱在常德公寓的房顶上。
两个女孩是怎么相识的呢。
炎樱原名Fatima，父亲是斯里兰卡人，母亲是天津人，很妙的是张爱玲童年也在天津生活过几年。
▲张爱玲童年也在天津生活过几年，图为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右二）与亲人在天津家中，左二为张爱玲父亲。
▲幼年张爱玲。
1939年19岁的张爱玲赴港读书，考进了文学院，而同城姑娘炎樱考进医学院，两人一起入住圣母堂宿舍，两人因此相识，可以说，炎樱是张爱玲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
▲张爱玲的港大学籍表（香港大学档案馆藏）。
▲张爱玲在港大的成绩单（香港大学档案馆藏）
▲1940年以及1941年文学院集体照，可以看到张爱玲一直在第三排（香港大学档案馆）。
▲香港大学时代的张爱玲。那时的她瘦削，沉默。
▲炎樱的港大学籍已经消失，大概被战火烧毁，港大找到了炎樱的妹妹的学籍纪录。妹妹柯来夏比炎樱小五岁，进的也是医学院，成绩优异，姊妹两个长得十分相像。炎樱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全部都就读于香港大学，并分别于 1952年和1953年从医学院和工程学院毕业。
▲港大医学院教授为柯来夏所写的推荐信，其中提到她的姐姐炎樱（香港大学档案馆藏）。
▲香港大学时代的炎樱。
1942年，因为战争，张爱玲和炎樱没有从香港大学顺利毕业，而是返回上海，继续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完成了学位，那时她们22岁，回到上海后，张爱玲失学，开始给报纸投稿写专栏、写小说、写剧本。
▲1942年夏,张爱玲与炎樱（左）返回上海，与姑姑居住在爱丁顿公寓6楼65室，也就是我们开头的那张照片的位置。
炎樱和妹妹想开时装店，为了支持好姐妹的时装事业，1945年，如日中天上海滩文学新星张爱玲还专门为炎樱写软文，叫《炎樱衣谱》。
据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陈子善的考据，《炎樱衣谱》发表在1945年4月6日的《力报》上，张爱玲分别介绍了炎樱设计的三种服装“草裙舞背心”、“罗宾汉”和“绿袍红钮”，全都是她们钟爱的“奇装异服”，并在文末附上炎樱计划中的女式服装店的电话。
▲1945年《天地》杂志广告和《力报》软文广告。
张爱玲也在一篇短文中提到了炎樱和妹妹的时装事业大计：
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个人叫炎樱。最近她和她的妹妹想开一家时装公司。嗯，生意不大，就是一家小店，卖一些大衣、旗袍、夹克、西装的设计理念。我也买了一些股票。
张爱玲后来以品味著称，她对于服装的热爱，可以说受三个人影响至深。
一个是她的母亲黄逸梵，这个以前我们写过，这里可回顾。
一个是她在港大读书的老师，许地山（就是写《落花生》的那个），许地山曾在燕京大学任教，1935年在胡适的推荐下接受香港大学的中文教授职位，曾写过《近三百年来之中国女装》。
▲许地山《近三百年来之中国女装》手稿（香港大学档案馆藏）。
另一个对张爱玲的时装品味影响很深的人，或许就是炎樱了。两个人都对时装设计兴致盎然，都喜欢“奇装异服”，常常讨论最新式的女性服装，这使得张爱玲也深谙服装设计与搭配之妙。
▲1957年，张爱玲写信请好友邝文美帮她裁三套旗袍，细致地画图，交待她各种细节。
▲张爱玲设计的民国女子服装。
张爱玲和炎樱的甜蜜友谊，从三十年代持续到四十年代，她们年龄一致，爱好一致，经历相同。三十年代在上海最红的时候，张爱玲专门写《炎樱语录》，描写炎樱的可爱：
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来不为这担忧，还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这是我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翻译的。她原来的话是：“Two armfuls is better than no armful。”
分享她们为谁付车费谁给蛋糕钱而斤斤计较的少女小争坳，还有炎樱各种逗趣：
“炎樱买东西，付帐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甚至于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她也这样做。她把皮包的内容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有想到要买东西，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
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了一下：“二十块钱也不够你吃茶的……”
可是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也许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夭的妹妹。他凄惨地微笑，让步了。“就这样罢。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他告诉她附近那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欣赏炎樱各种开放大胆的言论：
中国人有这句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仿佛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好。”炎樱说：“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
她这句话是写在作文里面的，看卷子的教授是教堂的神父。她这种大胆，任何以大胆著名的作家恐怕也望尘莫及。
作为作家，张爱玲还尤其欣赏这位锡兰珠宝商女儿文字上的天份和横溢才华。
“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灵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这些句子让精于通感的张爱玲也叹服。
炎樱的美感与设计也让张爱玲叹服，张爱玲的散文集《传奇》再版时，炎樱给她画封面：
像在绸缎上盘了深色云头，又像黑压压涌起了一个潮头，轻轻落下许多嘈切嘁嚓的浪花，细看却是小的玉连环。有的三三两两勾搭住了，解不开；有的单独像月亮，自归自圆了；有的两个在一起，只淡淡地挨着一点，却已经事过境迁──用来代表书中人物相互间的关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炎樱只打了草稿。为那强有力的美丽的图案所震慑，我心甘情愿地像描红一样一笔一笔地临摹了一遍。
最重要的是，炎樱是个社牛，而张爱玲是个社恐，她总是陪在有严重社恐的张爱玲旁边，帮她纾解情绪，并为她而战，在作品研讨会上奋力为她辨白——“她的作品像一条流水，是无可分的。应该从整个来看，不过读的人是一句一句地吸收而已。”
可以说，张爱玲是极其依赖以及喜爱炎樱的，炎樱所代表的正是张爱玲短暂的红遍上海滩青春风华里最闪耀的那一圈光晕。
五十年代，炎樱家先搬，张爱玲紧随其后。
炎樱去了日本，她也去日本，炎樱家搬去纽约，她也去纽约。
▲1954年，即将赴美的张爱玲在香港英皇道兰心照相馆拍摄了这张经典照片。张爱玲在1952年重新得到香港大学注册处入学通知，随后由香港出境。
1955年，张爱玲到纽约住在炎樱家，两人同住一个月，然后张爱玲转去救世军的女子宿舍，大概是为了省钱。
1956年3月，张爱玲转去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参加了一个叫麦克道威文艺营的机构，练习英文写作，在那里写成《粉泪》英文版，更大的人生变化是她在这里认识了德裔作家赖雅（Ferdinand Reyher），不到半年两人即在纽约结婚。36岁的张爱玲与65岁的赖雅结婚，炎樱依然是证婚人。
▲赖雅（Ferdinand Reyher）在朋友们心中一直是友善健谈的才子，他年轻时风流不羁，家庭生活也并不畅顺。
▲这有点像是师生恋，张爱玲遇到赖雅的时候，他已经六十五岁。张爱玲觉得赖雅熟悉美国与欧洲文艺界，他曾经跟乔伊斯（James Joyce）、康拉德（Joseph Conrad）、庞德（Ezra Pound）等名家是好友，对好莱坞电影戏剧界也熟。张爱玲说赖雅“出言吐语风趣不俗”。很关键的是，张爱玲请他看她写的英文书稿并给予意见，这对张爱玲后来的英文写作有极大帮助。
▲赖雅担任编剧的部分好莱坞电影。
到四年之后的1960年，40岁的炎樱与47岁的牙医结婚时，张爱玲在写给香江知已邝文美的信中写道：“Fatima上月结婚，自纽约寄请帖来，对象不知道是个医生还是博士，我也没查问，大家都懒写信。”
自此之后，炎樱就从张爱玲的写作生活里消失了，直到《同学少年都不贱》，我们才得允模糊窥看这段友谊的走向。
在小说里，疑似炎樱的恩娟嫁给了成功政治家，上了《时代周刊》，而疑似张爱玲的赵珏则离开了出轨的丈夫，成了贫困无业的独居妇人。
那么，真实生活里的炎樱，到底是嫁给了谁呢？
近年专门研究张爱玲生平的新加坡记者林方伟在重重的旧报纸里查出了炎樱的下落。
原来1960年结婚到1976年丧夫这十六年间，炎樱住在纽约，嫁给了一位牙医，而且还成立了自己的珠宝品牌。
林老师在一份1970年报纸上查到了炎樱的丈夫乔治·米尔斯甸，他作为一名热衷于在家中让植物听黑胶唱片而生长茂盛的成功牙医接受访问。当然我们都听说过让植物听音乐于是花肉长得更肥美一些的奇思妙想人间行动，想想看，1970年，就有人这么干，着实是人们眼中的奇人。
而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的妻子炎樱出场了，在这篇采访里，炎樱“抱怨”过丈夫的爱好，“家里被植物挤爆了”。但记者把炎樱描绘得无比美好，她是“漂亮妻子”，“记者也似乎被她迷倒”。
还回忆了当年张爱玲调侃炎樱比犹太人还精明的段落，如今没想到“炎樱的第一段婚姻对象竟是犹太人”。
在新闻报导中，牙医非常爱自己的妻子，这印证了炎樱写信给张爱玲说的话：
六七十年代，炎樱自己的珠宝事业也搞得有声有色，当然规模并不是很大，但她仍然努力在美国的二线城市做生意，林老师发现了两篇报道：
一篇是1966年十一月五号，宾夕法尼亚报纸《匹兹堡报》刊登了炎樱的个人专访。
这篇专访中的炎樱是一个颇具品位和潮流感的女士，“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涂着蓝色的睫毛膏，带来的珠宝有百年历史。
也展示自己在珠宝鉴赏专业上的能力，颇有珠宝世家风范：
一篇是1967年，炎樱以广告女郎的身份登上了俄亥俄第六大城市代顿的日报，她的珠玉行要来本地百货公司的珠宝部门展销。
这篇文章里则提到炎樱出身于上海的珠宝世家：
1974年，专业的植物杂志《非洲紫罗兰杂志》刊登了炎樱老公写的专业植物文章，《全光谱照明对非洲紫罗兰的效应》，在这篇文章里，林老师也查到了炎樱在纽约的两处地址：
这间位于长岛的公寓，除了摆了三百多盆老公的植物，还有许多中国元素的家具和装潢，全都是炎樱的设计。
▲摘自林方伟《庞大而热情 炎樱在美国》。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张爱玲人生最窘迫的年代，1966年，瘫在床上大小便失禁的赖雅成了原本就不擅家务的张爱玲人生中最沉重的负担；
▲摘自司马新著《张爱玲在美国》。
而这一年却是炎樱事业最辉煌的时候，1970年，仍然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张爱玲看到纽约时报上恩爱的牙医夫妻在热情地诉说如何让植物听音乐这种中产阶级趣味的时候，确实是如她小说所说“那云泥之别还是当头一捧，真是够她受的。”
那么我们试着来分折一下这段如此佳话的友谊是如何破灭的。
我的答案是：两个人都没有变，只是时代变了，境遇变了。
贫贱夫妻百事哀，同样贫贱朋友也百事哀，中产阶级小资情调的友谊是脆弱的，当它降维到生存线上之后，双方都无法忍受了。
炎樱有炎樱的问题。
她是一个极度聪明又极度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她自我又自恋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只不过这些品德在年轻的时候，因为披着青春飞扬的斗蓬，姿态是好看，至少是好玩的。
而张爱玲是视而不见的，她为了她的聪明她的有趣她的才气可以原谅她的自我自恋务实冷酷，为她没心没肺的强大“所震慑”。
但不能共情朋友处境的朋友，注定只能锦上添花，绝不会雪中送炭。
说回本质，炎樱是个生意人，她一心想做生意，早期开服装店，后来开珠宝店，而生意人的核心是“利益”，计算分明，精明现实，她只能接受势均力敌的关系，只能接受互相受益的关系，朋友落难时，她帮不上什么忙，也无意帮，因为她觉得各人应该管好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也是现代性的，不能说不对，但是对于一无所有落难的张爱玲伤害确是致命的。
▲张爱玲和李香兰，作为一个社恐分子，张爱玲在外表现得非常拘谨甚至别人会觉得她无礼和骄傲。
其实炎樱的无情，张爱玲不是不知道，全城轰炸，生死关头，炎樱不告而别，自己跑回上海，张爱玲说这是她人生唯二的一次大哭，她明明是可以带上她的，然而她并没有。
《小团圆》里有这么一段话，劫后余生盛九莉（原型张爱玲）想起自己生命中三位最亲近的人，一位是楚娣（姑妈）“她知道楚娣向来淡淡的，也不会当桩事”，而母亲呢？“她根本没有想起”；至于挚交，“比比（炎樱原型）反正永远都是快乐的，她死了也是一样的。”
由此可见，张爱玲对炎樱淡薄早有了解，只不过繁花盛景时，一夜成名的女作家还年轻，她不介意，不在意，她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不能共患难的朋友在你人生陷入困境时会成为另一把利刃，她会更切实更紧逼地让你意识到人性的残忍。
张爱玲对炎樱的失望在逃难期间达到顶峰，她写道“如果老朋友再会晤的时候忽然不投机起来，那是以前未分开的时候已经有了某些使人觉得不安的缺点，已经有了分歧。”
1952年，张爱玲去日本投奔炎樱，三个月后无功而返，这次经历想必非常难受，张爱玲对她当时的知己邝文美说：
“无论谁把金钱看得重，或者被金钱冲昏了头——即使不是自己的钱，只要经过自己的手就觉得很得意，如炎樱在日本来信说‘凭着自己的蹩脚日文而做过几bilions(数以十亿)的生意’——我都能明了。假如我处在她的位置，我也会同她一式一样。”
刚到美国两个月后，她给邝文美的信里又写道：
“Fatima(炎樱英文名)并没有变，我以前对她也没有幻想，现在大家也仍旧有基本上的了解，不过现在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不大想多谈话。我对朋友向来期望不大，所以始终觉得，像她这样的朋友也总算了不得了。不过有了你这样的朋友之后，也的确是宠坏了我，令我对其他朋友都看不上眼。”
后来张爱玲的遗产管理人宋以朗在整理张爱玲的信件时曾谈到后期炎樱曾给张爱玲写信：
“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使得你不再理我。”这封信的开头如此情真意切，可是她居然在后面又开始夸耀起自己来。
有一种人永远是快乐的，永远是向前的，永远觉得自己生活得不错，你可以说她自信可以说她乐观，但她们确实是看不到别人的，这种看不见，才是真正使人痛苦的，尤其是作为朋友，当你身处困境时，你的朋友永远在夸夸其谈自己的好生活，这种关系又怎么能维持下去——更何况是张爱玲这样敏感的人。
朋友是难维持的，因为共情容易，共频难，尤其是亲密的友谊，当一个人生活富足，一个生活贫困，共情与共频都会难于到达。
张爱玲拮据的经济一直到八十年代才有真正的好转，皇冠稳定的稿酬，还有几部电影的影视版权费大大改善了张爱玲的收入，她留下270万港币，约三十多万美金的遗产，但她后来已经不需要了，一个人不出门，不社交，花不了多少钱。
其实炎樱的晚年境遇也不是她说的那么好，她在1976年失去了她的好老公，但她这个人就是这样，任何时候都看得到自己漂亮的羽毛，而且不夸耀自己漂亮的羽毛。
1992年，孀居多年的她给同样的孀居多年的张爱玲写信：“你有没有想过我是一个美丽的女生?我从来也不认为自己美丽，但George(炎樱丈夫)说我这话是不诚实的——但这是真的，我年幼的时候没有人说我美丽，从来也没有——只有George说过，我想那是因为他爱我……”
张爱玲收到昔日好友这样的信只怕也是哭笑不得吧，但炎樱就是那种逮着机会要自夸的人，最典型的例子是她单身了二十年之后，在74岁高龄嫁给了一位李姓华裔男子，当张爱玲的友人告诉她张爱玲去世的消息，她哭泣了几声之后，又开始了她的自夸工程，意思就是我这么老了我还能嫁到人，”我好厉害。“
无时不刻需要自夸，除了乐观，也是自恋，除了自恋，也大概是太需要存在感了。
当然，张爱玲也不是没有毛病，她太敏感了，林方伟也有一处明说：玲樱关系转变的微妙之处其实也在于张爱玲严重的自卑心和挫败感，境遇悬殊，妒富愧贫，对方的一句话一个语气都够她钻牛角尖许久……
最后，当然还有时代的原因。
在过去的社会文化深层结构里，是没有女性友谊这一回事的，一方面是社会总在说女人善妒，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一方面社会文化鼓吹的好女人，有价值的女人，全部与男人有关，慈母，良妻，孝女，女人的生存架构里没有女性同伴的位置，她们要从父从夫从子，她们是男人的附属品，她们只有获得男人的爱才有生存的价值，女性的世界里，强调爱情，强调家庭，强调子女，仿佛女人最珍贵的是那些。
女人只需要美丽，不需要有义气，女人只需要驯服，不需要独立思考，女人只需要男人，不需要女人，因为本质上女人在男性社会的文化架构里只是一种附属物，而附属物之间当然是不需要联系的。
而男人的世界呢，则一直在强调友情，一直在强调义薄云天，因为男性们深深知道，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里，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的世界里，大家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应付困难。
▲《我的天才女友》第一季。
女性互助，是近几年才有的概念，有着模糊的女性意识的张爱玲一直在找她的女性支持者，而事实上，支持她的也确实多是女性，妈妈支持她读书，姑姑和她一起住，炎樱陪她信步上海滩，而邝文美这位死忠粉丝加女友数十年一直无私地关怀她，而炎樱没有这种意识，那个时代的女性可能都没有这种意识，她只在乎自己的魅力，全身心地投入到与男人的关系之中，她在男人的爱里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她一步一步丢失了自己珍贵的友情，无知无觉。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谁生活都不容易。当女性终于开始拥有了工作的机会，可以去市场争夺生产资源，成为有独立意识的主体存在，女性之间情谊是保护我们的最初也是最后的屏障，多一点宽容，多一点义气，多一点自省，很多的珍贵友谊就不会如此轻易地断送。
虽然说离散才是常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很难长久，但这是聪明绝顶的炎樱和张爱玲，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女性啊，她们这段曾经昭告天下的友谊落得这样的下场，让我们深深感叹女性生存的不易和觉醒的艰难，彩云易散闺蜜情断，都是那么让人伤感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