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执导的《满江红》，有望成为今年春节档的最大赢家。业内看片后，不少人预测电影的票房会很不错，只是大家没想到，《满江红》的票房会火爆到这样的地步，目前票务平台对其票房的预测位居春节档前二。
但从市场角度看，《满江红》的成功又是可预见的。
故事发生在南宋绍兴年间，岳飞死后的第四年，岳飞的追随者与当朝宰相秦桧，在宰相驻地进行了一场斗争。电影本质上仍是“岳飞——秦桧”的“忠奸叙事”，而“忠奸叙事”在国内一直有着很漫长的传统、也有着深厚的受众基础。此外，电影结尾对岳飞精神的呈现与进一步升华，也能够击中观众内心的家国情怀，实现主旋律表达。
《满江红》在情绪的调动上是成功的，这是电影取得市场成功的关键原因。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审视电影的“忠奸叙事”，也会发现它的局限。电影的历史意识是“保守”的，以道德评价取代了对历史的真正省思。
“忠奸叙事”的受众基础
“忠奸叙事”一向是民间审视历史的重要维度。在这个视域里，历史人物主要分为两个阵营：忠臣和奸臣。忠臣，就是刚正清廉、忠贞不阿、坚守道义、正义凛然，奸臣就是祸国殃民、狼子野心、陷害忠良、骄奢淫逸、残忍凶暴。
忠奸的斗争，也有一定的模式：先是奸臣蒙蔽皇帝、独揽大权、排除异己、以公谋私、出卖社稷；奸臣的作为遭到忠臣的强烈反对，忠臣将个人利益放在一旁，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他们勇敢地上疏直谏、勇于与邪恶势力斗争，反而遭到奸臣的构陷，境遇凄凉。
忠臣蒙难之后，他的侠肝义胆在民间广为流传，得到老百姓的广泛爱戴；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其他忠臣的持续努力下，皇帝终于幡然醒悟，不再受奸人蒙蔽，铲除了奸人，为忠臣平反，从此忠臣的芳名流传后代，天下也获得太平。
这样的“忠奸叙事”，在各类受到民间喜爱的故事中反复演绎。比如昆曲传统剧目《宝剑记》里的林冲与高俅父子，昆曲传统剧目《鸣凤记》中的杨继盛等“十义”与严嵩一党，清代传奇《清忠谱》里的周顺昌等东林党人与魏忠贤阉党。关于岳飞与秦桧的各种作品就更多了，比如古代历史小说《精忠旗》《说岳全传》等。
电影《满江红》虽然是岳飞死后的故事，也刻画了相对不一样的秦桧形象，但它总体上仍是“忠奸叙事”，奸的还是秦桧，忠的是岳飞的信徒。电影一方面歌颂了岳飞等将士英勇作战、精忠报国的忠勇行为，另一方面也鞭笞了秦桧卖国求荣、陷害忠良的丑恶罪行。电影最末，秦桧依然苟活，但岳飞的精神大获全胜。
“忠奸叙事”在民间有很深厚的情感基础。它既符合民间相对粗疏的历史认知，也契合民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朴素正义感。这是电影《满江红》受欢迎的关键原因。
“忠奸叙事”的浩然正气
以“忠奸叙事”审视历史虽然显得粗疏，但这并不意味着“忠奸叙事”没有意义。它理性上的力量不足，却能给人带来正向的情感激励。
“忠奸叙事”里的“忠”和“奸”，并不见得是历史的真实模样，很多时候，它是后人的建构、是文学的演绎。譬如历史研究中，对秦桧就有不同的评价；包括《满江红》这首词究竟是岳飞写的还是后人写的，都有很多不同的讨论。
但不论“忠”的真实模样是怎么样的，在民众建构“忠”的过程中，它传递的是民众对于理想人格的想象、对于浩然正气的追求。
经过漫长岁月的建构，岳飞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也是“文学人物”，更成为一种精神气质的象征。当我们说起岳飞，我们会很自然地想起他的《满江红》，想起“精忠报国”，想起勇赴国难、奋勇抗击和爱国主义，想起忠肝义胆、浩然正气，也不禁“忆故将军，泪如倾”。
忠臣想象背后寄寓的浩然正气，具有强烈的教化作用。对于文人阶层而言，浩然正气成为他们追求的理想人格，鼓励他们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对于老百姓来说，浩然正气、高风亮节，激发了他们心中的爱国主义，凝聚了他们抵御外辱、精忠报国的强大动力。
电影《满江红》很形象地诠释了岳飞的精神的感召力。无论是沈腾饰演的小兵效用兵张大，易烊千玺饰演的亲兵营副统领孙均，还是王佳怡饰演的舞姬瑶琴，潘斌龙饰演的打更兵丁三旺，余皑磊饰演的马夫刘喜……这些小人物前仆后继、杀身成仁，正是受到浩然之气的感召，他们对抗秦桧的行动是浩然之气的浓缩体现，为的是让这股浩然之气绵绵不绝地传递下去——电影最末的《满江红》诵读由此具备动人的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看，《满江红》实现了它的主旋律表达，弘扬了岳飞精神，弘扬了浩然正气，弘扬了精忠报国。
“忠奸叙事”的历史观局限
从商业化角度来看，“忠奸叙事”确实是调动观众情绪的有效策略。不过，如果文艺作品的历史表达局限于“忠奸叙事”，那么它的历史意识又是保守的、而非现代的，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是片面的、而非客观的。
具体而言，“忠奸叙事”历史观的保守，体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很多历史人物并非简单的“忠”或“奸”可以概括的，但“忠奸叙事”却简单地以道德评价取代了历史评价。
这里绝对没有“洗白”秦桧的意思，而是得客观说明：历史学者对于秦桧，确实有不同的评价。譬如中国史学大家吕思勉，在他著名的《白话本国史》中，就对秦桧持不同评价。他的核心论点是，宋金和议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理由是：“不烦一兵，不折一矢，恢复河南的失地；这种外交，如何算失败？主持这外交的人，如何算奸邪？却不料金朝的政局变了：这是无可如何的事，也是不能预料的事；就能预料，这种有利外交，也总得办办试试的；如何怪得办这外交的人。”
当然，我们也能理解电影秉持“忠奸叙事”的原因，毕竟在民族主义情绪浓烈的背景下，如果电影对秦桧采取不同的评价，可能会被观众扣上“投降”“卖国”的帽子，让电影的票房陷入灾难。事实上，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当年也是这般遭遇。1935年，因《白话本国史》一书中对岳飞、秦桧等人的评价问题，致南京市政府发布禁令，要求禁止该书发行流通。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电影“何以然”。也因此，我们不能将电影替代历史，不能简单地以“忠奸叙事”取代对历史的认知。
其二，“忠奸叙事”满足于道德上与精神上的胜利，而缺乏对历史真相的真正省思。
“忠奸叙事”总是把历史的责任，推卸到奸臣的身上，好像是因为奸臣使坏，所以好人遭到陷害、时代进入乱世，只要把奸臣都铲除，忠臣就有出头之日，天下也就能恢复太平。而真正的祸因——专制皇权，反而因此隐身了。
事实上，当我们回望岳飞遇害的那段历史，可以说秦桧害了岳飞，但宋高宗绝对脱不了干系。正是因为宋高宗“求和”，所以主和的秦桧得到重用，也是有了来自于宋高宗的授意和默许，岳飞才被杀害。而历史上的秦桧，在宋高宗的庇护下，也一路高升，并得以终老。
秦桧的骂名，是他死后的事情了。有意思的是，他的骂名同样是来自于皇帝的主导，只不过这时的皇帝已经变成了宋孝宗。宋孝宗主战，统治者为了宣传需要，开始为岳飞平反，已经死了的秦桧自然得为宋高宗的决策背锅。
这是“忠奸叙事”的最大破绽所在：后人所谓的“忠”和“奸”固然有一定的历史依托，但它更多是统治需要。当统治者需要你，你就扶摇直上，成为“忠臣”；当统治者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你就会有可能成为背锅侠，背上永世骂名。
岳飞的悲剧源头，与其说是来自于秦桧，毋宁说来自于专制皇权。谁忠谁奸，谁死谁活，为统治者的利益为转移。只要皇权一如既往，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所谓“忠臣”和“奸臣”，也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成为牺牲品。
总而言之，观众如果为电影《满江红》的浩然正气所感染，那么这是一件好事；只是如果我们要读懂历史，就不能局限于电影所传递的“忠奸叙事”，拨开迷雾，我们才能看清历史的真相。
